名校旁听生的种种感受

  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中，宁愿把大量时间耗在网上“浅阅读”也不愿去啃几本原著的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李文超、柳哲、范国梁由退休职工、菜贩子转而想到大学旁听，进而想继续研究学问，他们渴求知识，不畏年龄、不畏出身，社会应对他们的求学梦给予尊重。同时，大学的校门应对他们所敞开，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。

　　对于大学旁听，有的大学是不接纳旁听的，有的大学需要单位的介绍信办旁听证。大学校园应该欢迎这些旁听的人。在这个物质欲望纵横的时代，很多人都在闲暇时光贪图享乐，还有这些人来大学校园寻找精神追求，他们不计功利、一心寻求知识，不论是青年、中年还是老年，不论是其他学校的在校生还是落榜生，不论是干部还是职工，不论是市民还是农民，不论有没有固定职业，笔者都觉得具有高尚的一面。大学能够给这些人提供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和归宿，是大学的光荣。哪怕给自身的管理增加一点儿难度，也是所得远远大于所失。

　　柳哲：已不再是北大边缘人，仍怀抱边缘心态

　　1989年高考落榜后，柳哲自愿在农村从事教育、青年和乡土文化研究工作，其间曾担任语文代课教师、横溪镇文化宫专职管理员、浦江县曹聚仁资料馆筹办负责人等。柳哲说，在高中时读到《我与我的世界》这本书，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理解，此书的作者是同为浙江金华人士的曹聚仁，因此引起了他研究曹聚仁的兴趣，想要当个学者。

　　1996年初春，带上父母积攒多年给他娶妻成家的3000元钱，以及七八十公斤重的有关曹聚仁的研究资料，开始了北大寻梦之旅，在张兴根老师的引荐下，柳哲到北大中文系办了一门课的旁听手续。

　　这时北大的一位教授告诉他，不用交学费，直接进教室听课就是了。柳哲就到中文系抄了课表，偷偷地溜进了教室听课，而上课的教授也从来没有把他赶出教室。仅仅几个月的时间，柳哲发现3000块钱已经所剩无几了。柳哲的日常消费非常节省，吃饭有时窘迫到一个馒头加杯开水就算一顿饭，只是刚从县城出来到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，书市这么发达，以前看不到的书身边都有，难免会有很多欲望。

　　他先是住在研究生宿舍，每月交120元，后来由于没钱不得不另觅住处。一天他在校园里转悠，发现第二教学楼后面有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储藏室，门没锁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他找来砖头和木板搭成一张简易的床铺，并给这个处所取名“静心斋”。白天在课堂上旁听，晚上就回到蜗居在烛光下写东西，尽管没有暖气和水电，墨水瓶里的墨水都结了冰，却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。可好景不长，1997年1月，放假前保卫人员安全检查，勒令他必须搬走，那天夜里，柳哲在黑暗中哭了很久，直到枕巾都湿透了。

　　为了生计，他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想办法挣钱。首次打工是帮一家公司抄信封，两天就挣了120元，为此他乐了好一阵。1996年夏天，通过与一个民工聊天，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分钱，便去干了一天，结果手指头都磨出了血。后来有教授介绍柳哲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校对，生活条件才渐渐好转。

　　他总说凡事有利有弊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也不能说这就意味着绝对自由，旁听生不能办借书证，学习生活各方面束缚也不少，也有就是为了考研拿文凭的，正式学生也未必就一定为体制所限，他们很多人也自由选课，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也不大去听。

　　2001年是柳哲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。2001年3月22日，柳哲在北大首先提出“北大边缘人”的称谓，之后成功策划了“北京大学博士生文化节”、“燕园寻梦·北大边缘人雅集”等“北大边缘人”相关系列活动，一时间成为社会热点。之后，柳哲打算把这批不是正规意义上的精神流浪者们的故事结集成书，书名就叫《北大边缘人》，中文系著名教授陈平原还专门写了序言。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书未能按时出版。然而一代人的精神寻梦之旅，将永远成为他们心中不灭的记忆。

　　2001年他提出的“北大边缘人”的概念在为众多媒体传播之后，成为对一个特殊群体的专用称呼。他们没有北大的学籍或户口，但向往北大，并在此旁听、进修、游学或者考研。柳哲认为，“边缘”在这里是中性的客观描述，并无褒贬，但是他也承认，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一种“在酸楚和寒心的情绪下的自我界定”。

　　也正是关于“北大边缘人”的讨论，让他一下子成了媒体关注的边缘人的典型代表。大凡漂泊异乡求学的贫苦青年，也大都经历过和他一样的艰辛岁月。如今回忆起来，精神上的压力最让柳哲难以释怀。当时因为频繁的搬家，柳哲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，很不方便。他在北大出版社兼职做临时工时，用过那里的信箱，后来离开出版社，又托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一位老乡转信。最后，在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的帮助下，在中文系有了一个固定的信箱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个信箱被取消了。不得已，柳哲又千方百计在校刊获得了一个联络地址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一封寄到柳哲中文系信箱的信件被写上“查无此人”而退回到总收发室，幸而又转到了校刊的联络处，柳哲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他说，当时心情十分沉重，心想也许自己再努力也不会被认同，这让他再一次痛心地怀疑自己在北大的定位。尊重和鼓励，是处于边缘人心态下的柳哲最渴望的。

　　虽然这些年来忙于生计，生活目标也有了变化，与边缘人相关的事情渐渐做得少了，但柳哲对这些“北大游学生”们的情况仍然很熟悉，他说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：一类是打算在北大考研，提前来熟悉一下北大的课程；二是周边其他大学的在校学生慕名而来，旁听名教授们的课程，感受北大的学习氛围；三是在北大周围工作的在职人员，到北大来寻求他们有用的信息，听一些知名企业家演讲或是充电培训什么的；还有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理想青年，单纯为求知的目的来北大寻找答案。

　　柳哲一直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和创业在北大，没有学籍、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，手中也没得到校方的任何凭证。但为了追寻知识、能力和智慧，柳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北大边缘人。在探索真理、寻求知识这方面，北大人和北大边缘人是平等的。大家几乎拥有同样的学习条件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类似柳哲一样的边缘人求知欲更强，对所能利用的资源用得更加彻底。

　　范国梁：为族谱寻根幸而圆梦北大

　　52岁的浙江菜商范国梁，得知自己是宋代理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的第29代孙后，下决心学习提高文学水平，以研究族谱和整理先祖作品佚文。

　　范国梁原本是以卖菜为生的，家中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，现在一家人仍然租房子住。尽管范国梁年纪很小时便失去读书机会，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学。据范国梁介绍，在他的家中，收藏有三四百本各类书籍。

　　他虽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，却非常爱读书，尤其喜欢研究族谱。在知道了自己是宋代教育家范浚第29代孙后，他四处寻找家谱、寻访族人，更迷上了先祖范浚的著作，不仅重印《范香溪集》，还个人出资修葺范浚父亲范筠的墓地，先后花去10余万元积蓄。

　　在研读范浚的作品之后，范国梁对祖先愈加敬仰，下定决心要学习研究并弘扬祖先的文化思想。但是对于只有三年级文化水平的范国梁来说，仍然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对于祖先的作品并不是能完全理解其深层次的含义。

　　2010年9月，在北大旁听十几年的柳哲在修柳家族谱时，发现《范香溪先生文集》里收集着一篇涉及自己祖先的佚文，通过网络留言，柳哲与范国梁联系上了，两个人在交往过程中成为了好朋友。在知道了范国梁正为自己古汉语水平不高而烦恼的时候，柳哲便动员他来北大学习。在柳哲的动员下，范国梁踏上了北大求学之路，圆大学之梦。

　　来北大旁听，范国梁没有和妻子细说，只说到北京看看有什么发展。范国梁解释说，妻子知道自己喜欢读书，梦想读大学，就算知道了，但我是来学知识，我想老婆孩子会理解的。

　　初来北大的范国梁本来是把自己准备的1万多块钱作为1年的生活费，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，他还是咬牙花3000多元买了电脑和打印机，一方面学习，一方面便于与家里和外界交流。在柳哲帮助下，范国梁在香山公园附近村子里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间，月租700多元。范国梁说：“这里条件是差了一点，但这里离北大还算近。”买了电脑、打印机，租了房子，这就花了一多半的钱。

　　食堂一碗面条7块钱对于范国梁来讲都是很贵的，中午仅买两个馒头喝点茶水充饥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范国梁依旧精神抖擞，“计划在北大进行2年的旁听，将来学以致用，回报北大。”范国梁说。

　　自从开始了北大的学习之后，范国梁成为了图书馆的常客，对图书馆已是熟门熟路，只要是关于范浚的材料，他都想借来研究。

　　虽然一些课程对于范国梁来说有很多听不懂、看不懂的地方，但是经过潜心的学习，一定会寻找出门道，最终有所收获的。

　　他打算借助北京各大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重新修订《范香溪先生文集》。甚至，将来想像老祖宗那样专心做学问，靠写文章赚稿费。